由廉政说起——党风廉政教育月征文获奖作品选登

说起廉政，如要追溯其渊源，可谓久远了。拒考证，“廉政”一词最早出现的地方是《晏子春秋》，在《问下四》一篇中有：“廉政而长久，其行何也？”进入战国以后，风起云涌的社会改革运动打破了权力世袭的分封制，取而代之的是由君主直接任命和罢免地方长官的郡县制。也就是从这时起，倡廉就成了历代统治者整肃吏治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为了整肃吏治推行廉政，历代的统治者可谓绞尽脑汁。汉代的办法，是从官员的选拔之初就进行第一次筛选。汉代的官吏选拔称为察举制，即由地方官员对所部人员进行考察，然后推荐给中央，由中央安排任职。而察举制中，最为重要的一科就是举孝廉。孝廉者，“孝顺亲长，廉能正直”也。由此可见当时统治者对于廉政的重视。同时在制度上，汉代实行的三公制中，御史大夫专门负责官吏的考察和监督工作。

进入隋唐以后，科举制度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。唐代的统治者吸取前代的教训，一方面对科举出的人进行品德的考量，另一方面又在制度上完善了官员的监察和考核制度。这些制度构成了后世廉政制度的基础。到了宋代为了进一步约束官吏，在一个位置上往往安排三四个官员相互制衡，形成了冗官的格局。明代则实行低薪养廉的策略，官员俸禄极低，导致出现很多下层官吏一月不支禄米就全家断炊的惨状。

封建统治者们如此煞费苦心推行廉政，但结果却是收效甚微。稽之往史，留下清名的官员实在屈指可数。明清时期，更是到了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无人不贪的地步。在熊召政的历史小说《张居正》中，张居正坦言自己不用清官，要用循吏。就是可以放你贪墨，只要你能办成事就行。他派殷正茂平定西南叛乱时，甚至专门增加款项留作殷正茂贪墨用。可谓无耻之极。

由于以人治为基础的封建制度有着重大的缺陷，推行廉政就只能依靠封建官僚的自觉了。唐代著名的诗人韦应物，出身于京兆韦氏的豪门氏族。但是他一生流转多地为官，从不取民一毫，以致去世以后连回乡归葬的费用都拿不出来。他曾在名篇《寄李儋元锡》里说：身多疾病思田里，邑有流亡愧俸钱。千年后读来，依然让人内心恸然。明代著名的清官海瑞，自号刚峰，人如其名一生刚正不阿，家中吃穿用度都是自耕自织。其他如包拯、范仲淹、于谦等等，虽然大名如雷贯耳，但在滔滔的宦海中几如凤毛麟角鹤立鸡群。

历代的故事，虽然都是陈迹，但是不能不使后来的我们有所借鉴。

李商隐在《咏史》一诗中，开篇即坦言：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败由奢。可以说，廉政的清明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兴亡。与古代有所不同的是，现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所面对的诱惑和利益纷纭复杂种类繁多。贪污腐化的手段阶层都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。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全局的高度，推行全面从严治国治党的策略。雷厉风行的手段下，一大批的老虎苍蝇纷纷被打下马，政治风气一时清明。

通过历史上的往事知道要做好廉政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一方面需要制度上的约束，另一方更需要个人的自觉。在制度上，我们首先做到的是依法治国。条理清晰的法律是我们推行廉政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。在法治的框架内，监督检查和考核制度的不断完善则是廉政推行的基本手段。当然，在国家层面的法治与制度以外，我们反对腐败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武器，那就是人民的监督。可以这样说，这是历朝历代以来都不曾具备的一项手段，也是我们战胜一切腐败、重塑中华民族辉煌的重要武器。

在党的十九大时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在全社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，这在个人的修养上为推行廉政奠定了基础。后来，总书记又先后提出“三严三实”、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”等精彩的论述，要求加强党性修养、坚定理想信念、提升道德境界。正是在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下，我们看到了一个洁身自好廉政清明的新时代。

古语云：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；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衰。历史的殷鉴不远，我们站在新的时代里，应该以更加自信的风貌，更加科学的手段，更加完善的制度来宣扬廉政文化，推行廉政的建设。吏治清则民心齐，民心齐则国家兴。

终有一天：只留清白在人间。